卫生部谎言破产：山东临沂80余儿童就诊

　　从4月底开始，山东临沂陆续出现约80名婴幼儿被不明传染病所感染，发病儿童多为3岁以下儿童，大多数患儿的手脚和口腔出现脓包并伴有高烧的症状。临沂市政府发布的消息称，该病为手足口病，到目前为止，因为此病不治而亡的只有4月29日的一例病例。但记者调查发现，各方说法存在出入。

　　80余患童置身简易病房

　　昨天，当记者来到临沂市人民医院的儿童六病区时，走廊里排满了床铺，在这个用玻璃钢搭成的二层简易病房里住着约有80名婴幼儿患者，绝大多数还不足3岁，他们都是这次突然暴发的不明传染病的受害者。

　　记者注意到，80%的住院儿童手足和口腔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红肿的皮疹和溃疡，并且几乎所有的儿童都伴有发烧的症状。一位奶奶抱着怀中的孙子心疼地对记者说：“得这病口里长疮，孩子就不能吃东西，已经瘦了一大圈。”

　　另据记者观察，这个二层简易病房目前接待的患者已完全超出了其应有的承接能力。现在，不但每个原本只该有三张病床的病房里都加了一张地铺，走廊两边的所有空地也全部被临时搭的床铺占满。

　　“这里是临沂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村里、镇上的医院治不了，都往这送。”老奶奶告诉记者。

　　医院称症状为夏季常见病

　　记者同时得知，在临沂市儿童医院也有6例存在同样症状的患儿，其中两名在重症监护室。

　　医院儿童内科的王副主任向记者解释，目前在临沂市造成传染的疾病叫作手足口病，是一种儿童夏季常见病，由肠道病毒感染引发，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进行传播。

　　“这种病应该说非常普通，以前每年医院里都会收治一些病例，只是今年的特别多而已。在这个季节，空气里就存在这种病毒，因为小孩的抵抗能力差，因此3岁以下的小孩很容易被‘攻击’。”

　　据王副主任介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出任何一种针对手足口病的疫苗。同时，这种病会引起心肌炎、肺水肿、无菌性脑膜脑炎等并发症。

　　政府、家属对死因说法矛盾

　　记者从临沂市政府网站上看到：“2007年5月11日，相关媒体报道了‘临沂不明病症致多名儿童死亡’的消息。经调查，实际情况是：4月27日，一患儿因发热、呕吐到市人民医院就诊，29日因病情恶化入院治疗，初步诊断为‘肠道病毒相关性心肺衰竭、脑干脑炎、手足口病’，于同日晚8点抢救无效死亡。”

　　然而，医院的一患者家属悄悄地告诉记者，他亲戚的小孩也得了莫名的癔症，并且在5月7日来医院就诊不治而亡，很可能与这个病有关。通过多方打听，记者联系到了死去儿童的大姑刘女士，她告诉记者：“孩子是沙汀村的，发病的前两天说吃不下饭，还发烧，他妈妈以为是感冒就到村里的卫生室拿了点感冒药。可孩子吃下去不见好转，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呕吐了，嘴唇发紫，吐白沫。结果，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走了。”刘女士说，当她赶到医院时，只是听医生说起小孩手上有小红点，可医生也没有具体说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因何致死。

　　同时，其他家长也对医院的诊断提出质疑：“这么简单的病，医院怎么就没法有效控制呢？还出了人命？”另一家长表示：“医生说是手足口病，可到底是由什么病毒引起的，至今也没查出来，不明白是什么病毒，这能治吗？”

淫秽的定义：我的地盘你做主

　　《罗马书》第十四章有这样的一句话：“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惟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唐朝的禅宗六祖慧能也写下这样一首影响深远的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可见中外的聪明人士对于世界的认识，都是一样的。这个世界本来是没有什么美丑善恶。所有的感情，都是因为人自己自身的缘故。人因为自己的生存利益而把一些动物列为他们的朋友，把另一些于他们生存利益有碍的动物列为他们憎恨的禽兽。后来，人为了在社会中寻找胜利感和归属感，就把自己对同类的感情分门别类。一些有利于他们生活利益的人被他们视为朋友和亲人；一些不利于他们在社会中获取生活利益的人，被他们当作陌生人甚至是潜在的敌手。在这个分界岭上，一些人生中重大的感情和基本观念开始形成。这些情感和观念经过社会的磨合，就惭惭充实为一个社会最普遍的意识；于是每个人来到这个社会中，就要受到这种意识的影响。淫秽这个带有极度贬义的词语，它的由来，就是人类因为憎恨自己的某种行为或者是恐惧这种行为而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救急措施。
　　
　　淫秽一词当初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在给这个词一个准确的社会形象时，是否仅仅是因为我们要维持自己的家庭观念和理想中的社会模样？在我们界定淫秽时，是否考虑到传播淫秽一方和接受淫秽一方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在我们漫无边际的夸大淫秽的祸害时，是否有科学的精确的分析，还是这种认识仅仅是我们祖祖辈辈约定俗成的一种认定？
　　
　　对于淫秽的认识，是随着朝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认识。在古代，中国的年轻女子如果无缘无故地对一个陌生男人微笑，别人看见了，就认为这种眉目传情是一种伤风败俗的淫秽。在这个不近人性的社会意识中，出现了历史上最出名的“寡妇断臂”的悲剧。那个断臂的寡妇仅仅因为一个男子用手摸了她的一只手臂，可是她为了保护自己的贞洁，愤而把那只被男人的手玷污过的手臂给活生生砍了下来。今天的中国人，思想有了极大的飞跃。但在性思想上，始终不曾有男女平等的性意识。男人的寻花问柳已经惭惭被这个社会所宽容；女人的红杏出墙，还被一些大男主义者大喊骚货。一个男人看一些色情品，那是正常的心理欲望；一个女人在A片前恋恋不舍，那就是堕落的可怕的女人。与其说我们眼中的人和物是不对头的，不如说，扎根于我们心中的那种对世界的认识，就是被“妖魔化”过的。这种对自然和人性的妖魔化，让我们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社会的教育，变成因循守旧的一分子。
　　
　　如果让你来说，淫秽是什么意思，它产生的基础在哪儿；深受其害的人又是谁？可能你会觉得莫明其妙。原来，我们只是用一种相当然的意识来代表别人。中国曾经有一对夫妻在自己家屋中看黄碟，警察也要破门而入，进行干扰。警察的借口是什么？这个借口会成立吗？黄碟让那对夫妻提高了性兴趣，提高了性技巧，也让他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是一件挺划算的事儿。可是警察却认为那对夫妻看的是淫秽品，所有看淫秽的行为都是不好的；因为淫秽品会诱人犯罪。这种观点是很可笑的。事实上夫妻间观看黄碟的人不计其数，没有听说过因为观看这种淫秽品就走上犯罪的道路的。有这种观念的，也仅仅是那些吃饱了撑得慌的警察们。
　　
　　那么谁会从观看淫秽品或淫秽表演中受害？答案可能让有的人不舒服。谁也没有被淫秽品腐化毒害。即使有人真的认为这淫秽品或淫秽表演是不好的，看了会让自己堕落；那他会选择闭上双眼或者选择离开。可是他还在那杞人忧天，担心别人看了这些淫秽的东西后会和他一样，被伤害。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典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式的弱智。就今天的中国实情来看，那些看过脱衣舞的农民工和那些沉湎于色情作品的少年，最后走上犯罪道路的有几个？假如作一个比较，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没有爱好淫秽品的人当中的性犯罪率和嗜好淫秽品的人当中的性犯罪率，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或许有人会说，有的人就是因为看了黄色录相或者淫秽书刊而开始性犯罪的；那么，那些没有观看这种淫秽东西的人也性犯罪了，是因为什么？其实是这个社会对于性过于禁忌了，以至淫秽品提供了舒缓的通道，让很多人减轻了生存的压力。李银河的书中就曾经援引丹麦和德国关于色情品的调查，结果是淫秽品的普及不但没有促进犯罪率，反而让性犯罪的趋势缓解下来了。
　　
　　深思淫秽品的提供方和接受方：一方是为了经济，也是为了提供性娱乐；一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望，提高自己的性经验。淫秽品是普及性教育的最好的一种方式。它的对象，不是受害者。它的结果，也不是想伤害谁。它为很多在性不稳定的人提供了优良的心理安抚和高质量的性兴奋。把满足了很多人的性心理和性生理的东西，叫做淫秽品，并将之列上法律打击的目标；这只有疯了的人才会做得出来。可惜，如此疯狂的行为，竟然在我们这个自认为是文明的社会里成为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道德社会构成的必然部分。
　　
　　 斯科埃德在《对性审查者的挑战》一书中引用了一个无名牧师的话。大意如下：“淫秽只存在在那些发现淫秽并指责别人淫秽的人的心里。”

和尚炒股学生卖淫看道德败坏

　　和尚是佛门中人，在凡人眼里，他们深居寺院，念经拜佛，六根清净，四大皆空。5月8日，证券公司交易厅人山人海。当日13时许，西安一座寺院的和尚释常兴来到西安小南门外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开户购买股票时，引得不少股民的围观。当人们问起这位看起来已经五六十岁了的老和尚为什么炒股时，释常兴说，他用自己的积蓄购买股票，是想赚了钱好用于做善事。

　　今年的股市牛气冲天，很多股票一年来股价翻了几番，先进去的人早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很多人见股票赚钱容易，有积蓄的把全部积蓄取了出来；有门路借钱的借了钱进股市；有房产的把房产抵押给了银行；卖淫的不接客了，把几年来做皮肉生意赚的钱全都投进了股市；开出租车的司机也不再握方向盘而敲起了键盘；。。。。。。股民遍布各阶层，有工人，有农民，有干部，有老师，有学生。。。但是，和尚加入股民行列还是一件新鲜事。

　　和尚玩女人养情人倒是时有所闻，我们早已经见怪不怪了。不过，和尚炒股乍听起来，真的像是天方夜谭，令人难以置信。按老和尚的说法，他炒股是为了赚钱行善，到底尚释常兴和尚炒股的目的是不是如他所说的一样？我们没有办法钻进他的肚子里去探个究竟，所以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想，这个和尚出家大概也有不少年头了，为什麽早不炒迟不炒偏偏在这个时候入市？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股市暴涨，赚钱效应明显，连和尚也坐不住了！

　　中国人都有一种习惯性思维，都以为当官的文化水平高道德高尚；都以为和尚个个不食人间烟火；都以为警察都是好人；都以为女大学生个个在高等学府里埋头苦读；。。。。。。所以，当那些高官在台上大唱反腐在台下大搞腐败被暴光后；当在马路上我们看到和尚牵着美女的手缠缠绵绵的时候；当警察和黑社会分子勾结被公之于众的时候；当女大学生卖淫被媒体披露后；。。。。。。我们确实一下子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而当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也堕落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在普遍下降，人人钱迷心窍，个个唯利是图，这大概不是危言耸听。看看我们周围，贪官遍地，无商不奸，和尚炒股，学生卖淫，。。。为了赚钱，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权的以权谋私；有貌的出卖色相；有作坊的生产假货；有后台的官商勾结；有力气的打家劫舍；垄断行业的吞噬高额垄断利润；。。。为了钱，很多人早没有了廉耻，为了钱，和尚经不好好的念，却从寺庙里走了出来，身上的袈裟在证券公司的大厅里飘动，不仅碍眼也不和谐；为了钱，女大学生卖淫，做二奶，据报道，南方某大学一到周末，学校门口就停满了几百辆来接女大学生的小车，她们周一到周五在学校上课，周末和假日就当有钱人的二奶。女大学生书不好好读，却当起了情人，卖起了淫。不少人谴责女大学生，说她们道德论丧，不知羞耻；其实，道德沦丧的岂止是卖淫的女大学生？整个民族的道德都在沦丧，整个民族都钻到钱眼里去了！有道是：“全身腐了，哪有好肉？”中华民族的道德沦丧的程度已经是到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德国对中国劳改制度做出谴责决议

　　在中国，罪犯、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其他一些不招政府喜欢的人被迫接受强制劳动。这违反了所有的人权准则。德国联邦议院周四做出了谴责中国劳改制度的决议。国际人权协会称之为国际轰动事件。

　　直到最后一刻，中国驻德国大使都在试图阻止德国联邦议院出台谴责中国劳改制度的决议。据一些议员讲，中国方面威胁说，联邦议院如果做出类似决议的话，将会极大损害德中关系。女议员施泰因巴赫表示：“德国联邦议院不害怕威胁——不管是什么人的威胁。”

　　中国方面提醒说，中德政府间人权对话即将举行，有问题可以在对话会议上解决。但这也未能阻止决议的最终出台。社民党政治家施特莱瑟明确表示：“联邦议院想在中德人权对话前向德国政府准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想这也是对这几天人们对我们批评的正确回答。”

　　除了左翼政党外，其它政党都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样，德国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对中国劳改制度做出谴责决议的国家。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为德国能够出台这样的决议积极地活动着，来自中国的人权斗士吴弘达便是其中之一。他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否认中国有强制劳改的现象。而世界上谴责这样制度的国家越多，给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就越大。”

　　吴弘达本人就曾在劳改营中渡过了19年的岁月。他目前在美国领导着一个调查中国劳改问题的基金会。劳动改造是中国政府对政治犯惯常采用的惩罚措施。但也有刑事犯被强制劳动。警察机构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对某人进行最高四年的强制劳改。吴弘达说：“据估计，中国的劳改营中关押着200万犯人。但准确的数字只有中国政府知道。自1949年以来，劳改营的数量及犯人的数量就是国家机密。”

　　为了与西方国家做生意，这些劳改营从表面上看象正常的企业。人们很难证明哪些产品出自这些被强制劳动的犯人之手。国际人权协会成员米勒赞扬了联邦议院的决议，他表示：“我们希望这个决议能够产生效用。德国经济界应该比以前更加积极主动地抵制中国的劳改产品。”

　　德国玩具业已经表示愿意承担义务，不从中国进口劳改产品。人权活动家也要求政府为抵制劳改产品做出更大的努力。美国人已经做出了榜样：美国出台了禁止进口劳改产品的法律。吴弘达讲述道：“美国政府给出了一个不准进口产品的清单，其中包括了30种劳改产品。目前已经有四、五家公司因进口了清单上的产品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清单中所列举的劳改产品仅仅是此类产品中的一小部分。中美双方曾在1992年达成一项政府间协议。协议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向美国政府说明哪些产品是劳改产品。但中国政府从未认真履行这一义务。

前药品监督局局长受贿案引起众怒

　　本来对药品负有监督职责的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却见钱眼开，为伪劣药品上市大开方便之门。下周，中国法庭将开庭审理郑筱萸利用职权收取五百万元人民币贿赂的案件。法兰克福汇报介绍了中国医药行业的腐败现状后写道：

　　“这一案件又一次动摇了人们对中国医疗体系的信任。中国报纸了解到这一案件的深度后骂道：‘13亿人民的健康犹如悬千钧于一发’。今年年初国务院召开的特别会议上，甚至总理温家宝也表达了他对药监局及其局长的愤怒。他不仅要担心药品的质量，而且如果连药监局都受贿，谁还会相信反腐败运动会取得成效？这一案件也使副总理吴仪丢了面子。自萨斯病危机以来，吴仪负责医疗卫生，她努力在这一领域进行改革。

　　受贿五百万元在中国并非极其高额的数字，中国公众对国家干部非法致富获取天文数字的金额已经习以为常。但郑筱萸一案在社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人们对医疗体制十分不满、诸多丑闻加大了人们对中国药品质量的怀疑。例如，去年就有11人死于低劣的抗菌素。”

　　新药审查领域的腐败

　　新德意志报从另一个角度报道了中国医药界的腐败：湖南一家制药企业一位名叫高春的新药审查人员35次到北京反映药品研发过程中的腐败问题，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由于药品市场兴旺，领导指示高春，把过去一年只审核一两种药品的做法改为至少批准四种药品投产，而这些药品本来需要整整三年的研发和试用时期。当他看到把从国外搞到的配方只是‘重新归类’一下、把产品换个名称和包装时，他感到很沉痛。领导对他说，大家都这样做，这样省钱省时间。他找到国家药监局，在那里附带了解到，药厂为获取药品认证已经付出了很多金钱。

　　尽管行业中有这些弊病，但没有一家制药企业真正被封闭。中国媒体说，现在全国有6600个药品生产点，大多数是小型私营企业，销售伪冒药品。 2004年，药监局收到了一万种药品的认证申请。这些药品通常只是把一种老药品换上新名称，然后提高价格销售。受益的是企业和中国的官府衙门。两年前，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捕，现在对他提出了起诉。

　　但是，这套结构现在还保留着：药监局继续向制药厂家收取巨额管理费用。而高春提出的专家参与企业认证、产品鉴定和市场控制等透明化措施至今仍然没有得到采纳。”

齐斯科、人权、奥运

　　周二，互联网设备制造厂家齐斯科在柏林展示了“齐斯科系统”的新产品。国际人权协会指责齐斯科向中国警方提供互联网监视和电话监听软件等设备，加强了中国的镇压机器。科隆城市导报在做了以上报道后写道：

　　“面对北京的独裁和威权体制，人权人士提请西方经济界鄙视‘那些沾有政治犯鲜血’的商品。中国这个新兴的经济大国和明年奥运的举办国在国际上日益引人瞩目，但那里被送往劳动改造的人却越来越多。按北京领导人的正式说法，有二十万人劳改。其中有民主人士、工会代表和维护人权的积极分子，他们往往是通过互联网联络时被‘抓获’的。人权人士吴弘达估计劳改人数比官方公布的数字高十倍。

　　国际人权协会认为，在奥运前夕，北京领导人无论如何要把奥运办成一个没有矛盾的盛会，这就使得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今年年初，党的领导人要求地方当局严厉打击‘捣乱分子’，并准备奥运前把批评人士驱离北京。”

　　每一幅照片都可以写成一片文章

　　五位德国博物馆馆长访问中国期间对广东博物馆2004年在北京和上海先后展出的中国新闻照片产生了极大兴趣。经他们努力，这个展览现在来到德国巡回展出，并且不加任何解释说明，保持了原汁原味。每日镜报记者在柏林参观了这个独具一格的摄影展：

　　“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五百九十幅照片展现了一个我们从未看见的中国，给我们提出了问题，但并没有对此作出回答。这些照片既没有任何宣传目的，也不是掌控之下的对外自我表现。恰恰相反，照片向外界展现的是中国的阴暗面：卖淫与失业、贫困与人口过剩、落后与文盲、艾滋病和吸毒等等。这些照片反映的题材不是控诉、也没有贬低的意思，而是以一种求实随意的心态拍摄而成。这就更使人震惊，因为它表明，这一切在中国都很正常。

　　我们看到一名吸毒者蜷缩成一团躺在地下；因住房窄小在街上洗澡的孩子以及为了躲避酷热在街上睡觉的人们；老年人惊诧地看着穿着暴露的女郎；女性死刑犯在若有所思地梳理头发；村民站在高楼大厦前及第一次看到火车时目瞪口呆的神情；一个孩子在因艾滋病死去的父母坟前痛哭，另一些艾滋孤儿在学校前开怀大笑。我们看到洪水、干旱、泥石流、站在贫瘠土地上的农民、井下的矿工。每一张照片就是一出戏，都可以写成一篇文章。”

没有民主哪来民主社会主义？

　　今年二月，北京的月刊《炎黄春秋》发表了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的名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此前该文以《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题在一些网上刊登，引起赞同与批评的声音。有分析认为，在今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召开之前，类似文章所引起的争议是不受欢迎的。德国之声采访了著名媒体人、前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

　　这篇名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于今年2月20日在《炎黄春秋》杂志“一家言”栏目中发表。此前，该文已经在网上广为传播。中国著名媒体人，前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也阅读了此文，他对德国之声说：“这篇文章在发表以前已经在知识界广泛传播，在关心这个问题的人群中。这当然是对现行体制的一个重要的批评。“

　　李大同表示，他对《炎黄春秋》这本月刊非常了解：“它是一本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还敢于说真话，披露历史真相，并且是经常发表一些重要的时评文章的杂志。”

　　《炎黄春秋》创刊于1993年，主要刊载古今中外的历史评论文章，著者以中国共产党党內元老、作家与学者为主。因其刊物多刊登有关中共党史敏感事件的评论与时评文章，因此刊物內容受到关注。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以及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等多位党內元老与人士都曾在刊物上撰文发表。2005年11 月该刊因刊载「我们心中的胡耀邦」专题，与《冰点周刊》同被中宣部批评，该期被短暂封禁，后恢复销售。

　　撰写此文的谢韬今年85岁，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等职位。50年代曾受胡风案牵连。李大同说，“谢韬先生是一位老先生了，已经是八十大几的人了。现在也很奇怪，现在关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讲得最多的恰好是这样一批老人，当年都是满怀理想参加革命的这样一批老人。现在经过了建国五六十年半个多世纪，发现中国的现状与当年他们投身革命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纷纷开始反思。“

　　这篇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后，网上既有赞同的声音，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批评的文章。针对这些批评的声音，李大同认为,“我觉得批评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东西出来没有批评就不正常了。其实谢韬先生自己也欢迎批评。问题是你不要秘密的批评。如果你用一种秘密的方式，希望借助权力来加以禁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只要你公开发表，欢迎这样一种公开讨论。问题是目标是什么。你同意不同意中国要实行一种民主社会。至于路径，那可以有各种路径来讨论。”

　　文中表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文中举例说，社会民主在瑞典等西北欧国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就此，李大同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简单的讲瑞典的这种民主主义实际上还是不够的。因为瑞典他首先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有反对党存在，有多党存在。在中国没有这样一个条件。你不能说我这一个执政党就是像瑞典那样的社会民主党，这是不可能的。像现在这样只有一个政党的条件下，你怎样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需要作比较细腻的制度上的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