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气候破坏者

　　全球气候变化同样将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旱涝灾害。中国科学家预计，2020年之前，华北地区的温度将平均增加摄氏两度，旱灾和虫害将威胁中国的粮食生产。今后四十年，全国粮食将减产三成。按联合国计算，届时农产品价格将上涨四成。柏林日报在引用中国和联合国的数据后写道：

　　“然而，以为中国领导人会从中得出影响深远的结论，那就错了。虽然环境问题严重的地区将加强水处理、改善环境保护，但中国仍然坚持无所制约的经济增长策略，现在还不考虑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尽管中国签署了京都气候保护议定书，但中国政府发言人明确表示，不能期望正在与饥饿做斗争的国家减少废气排放量。对此，欧洲的工业国和美国应首先行动。按照亚洲的解读方式，这就是说，西方工业国对全球废气排放增多负有责任。

　　这说得对，但其正确性不会太长了。如果中国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建造燃煤电厂、扩建超级大城市和高速公路，它不久将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气候破坏者。世界能源组织估计，三年后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将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

　　尽管中国官方认识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但中国环境整体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南德意志报从中国土地和环境受到污染的角度观察了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的威胁。该报引用中国发布的数据说，中国10%的农田受到污染。1230万公顷的耕地因污染严重，生产的农产品危害健康。仅重金属每年污染的粮食就高达1200万吨。同时，中国的耕地面积仍在逐年缩小，已接近一亿两千万公顷的临界值，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呼吁不能无休止地开发土地：

　　“根据中国公布的数字，中国的耕地面积在去年一月至十月的十个月内减少了三十万公顷，降至一亿二千二百万公顷。与此相比，德国拥有1700万公顷的耕地。中国的耕地减少往往由腐败干部发号施令非法侵吞造成。为了在农田所在地开发资源，农民遭到驱赶，这些做法一再引发群众抗议示威。

　　不久前，世界环境组织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发表的报告把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的部分河段列为不可修复的水域。6200公里长的长江中，十分之一河段的水质处于‘危险状况’。长江是中国的饮用水水源，而沿江二百个城市每年向江中倾倒一百四十亿吨垃圾。30%的长江支流也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要想死得快，就去反腐败！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终审裁定：下跪市长李信案举报人李玉春涉嫌窝藏罪案，驳回李玉春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5年的原判。因各种原因，举报人李玉春的辩护律师靳学孔7月23日才看到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的判决书，李玉春在判决书上用鲜血写下了“打击报复”四个大字。靳学孔说，目前李玉春被羁押在山东女子监狱服刑，并在接到判决书时就决定申诉。

　　“包庇罪”变成“窝藏罪”

　　李玉春原本与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合作开办公司，后来她发现李信先后将几百万元来路不明的资金汇给公司然后再转走。李玉春从2003年2月便开始向山东省纪委、省公安厅等相关部门进行实名举报，其间李信曾伙同其他人绑架、殴打李玉春，并给她100万元“封口费”。但李玉春拍下了后来引起轰动的“济宁副市长下跪照片”。此后李信及其亲信多次恐吓李玉春及其弟弟李登峰，要他们“交出照片底片”。2003年10月下旬，李登峰与对方见面时将其中一人扎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其间李玉春曾给李登峰3 万元现金。2003年12月8日，李登峰被以“故意杀人”罪名逮捕。2004年6月22日，李玉春被警方以“包庇罪”逮捕。2005年1月5日，罪名由当初的“包庇罪”变成“窝藏罪”。举报人血涂判决书辩护律师靳学孔说，他是在7月23日晚上才收到李玉春一案的终审判决书的，该份判决书是李玉春姐姐李玉芬从山东临沂邮寄过来的复印件。“尽管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让我吃惊不小，判决书上写着‘打击报复’四个大字”。

　　此前的17日晚上，靳学孔意外地接到李玉芬的电话，李玉芬说李玉春的案子判决了。这让靳学孔更加感到意外，“7月15日，我打电话到德州市中院，询问李玉春上诉一案的进展情况时，主办张法官却说还在审理中，我还问能不能开庭审理，张法官说还没决定是不是开庭”，直到现在靳学孔仍感到迷惑。记者通过渠道获得了判决书的复印件，判决书两页上分别用血写着大大的“打击”、“报复”字样。同时记者还获得有血写的“我对不起妈妈”，“我对不起姐姐”，“我对不起弟弟”等字样。李玉芬说， 20日早晨她在山东省德州市看守所见到了妹妹李玉春，分别时李玉春把终审判决书交给了她，“我打开一看，妹妹用血写了‘打击报复’四个字”。

　　法院未考虑立功表现

　　这份于2005年7月12日作出的2005德中法刑一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审理终结结果认为，该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原审法院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同时，靳学孔律师认为他在该案二审时，提交了请求法院调取有关李玉春立功表现相关证据的申请和二审开庭审理的申请，但是没有得到答复。而且对于李玉春是否有重大立功表现一审判决书和二审判决书上只字未提。

　　7月28日，靳学孔律师在山东女子监狱见到了李玉春，让李玉春在申诉书上签字，当看到第七页其母亲病逝的文字时，她猛然地用手捶打着和律师之间的会客室玻璃，并用头撞击，“她激动地用头把玻璃撞掉了，根本无法控制”。

　　“有人怕我出去再告”

　　记者还通过渠道获得了李玉春在判决书背面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以下是信件部分内容：“5月25日我接到判决书后发现本以刑法三百一十条第一款定的罪)却以第二款判的(刑)。第一款(刑期)是一到三年,第二款是五到十年。法律规定三年以内可以判缓刑，我在上诉材料中提出质问时，法院给我补发了一张证明，说是笔误写错了。我说既然条款改了，刑期也应该根据第一款改过来，他笑笑说那个不改。”“上诉后，2005年7月8日，德州市中院来核实时说可以判缓刑让我回家‘交点钱’，我当时答应交多少钱都可以，而且把二姐(记者注：李玉芬)电话给他让他联系。但在7月15日我却接到维持原判的结果。日期是7月12日写的。知情人告诉我说，有人不敢让我出来，怕我出去再告，说抓我抓错了要赔偿，要追究责任，还有人说，有人怕我出来再追究李信的事。德州中院的人下判决不敢见我，而是让所里交给我的，因为他们很为难。”

“无岗不证”和地盘行政上的山大王们

　　你每天出门办事身上得带多少证？你为一个岗位得考多少证？感觉在部门滥设行政许可的官僚作风下，中国人正陷入“无岗不证”的陷阱中，甚至有地方连收破烂、行乞都得办证，让人不得不担心哪天打开报纸突然发现：凡是用脚走路的都得持“行走证”，放屁也得办排污证。

　　近日从文化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会上传出消息：今后从事影视、歌唱、舞蹈等文化行当将需持证上岗。文化部一官员称，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可最大限度地选择合格人员进入文化工作者队伍，保证人员专业素质，同时对社会上各种出于商业目的而举办的选秀活动起到降温作用。

　　幸亏阿炳走了，按这些官老爷的话，连拉二胡的资格都没有，因为阿炳既是文盲还是个瞎子；侯宝林、马三立、马季、单田方、新凤霞等也是，按官爷的考证标准，这些大师早就去扫马路了；帕瓦罗蒂、多明戈以后也没资格到中国登台演出了，因为他们没证———这个文化政策真是太没文化，文化艺术只有在自由多元氛围中才能繁荣，这本是一个最排斥硬性标准、最不该有“证”的领域。

　　在诸种演出充分市场化的条件下，在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下，市场能对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作出敏感、准确地作出评判：举办者绝不会请一个五音不全、唱功极差的歌手登台，观众的“用货币投票”会让这样的演出赔大本；导演根本不会邀请演技差、品质恶劣的演员演戏，因为这样的戏拍出来不会有市场。审视这几年既叫好又叫座的艺术精品和获得观众热捧的演员歌星，有几个是从行政羽翼下走出、由文化官僚们捧红的？

　　从某部门发布网吧专用机型及网吧专用电脑标志，到某部门实施“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再到今天该部门要求从业者持证上岗，许多行政部门都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设置许可，变着法儿地“因岗设证”。他们把自管行业当成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地盘，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山过，留下买路钱，最大限度地在自家地盘上开发执法经济。

　　这不是公众纳税养起来服务公益的管理者，而是一些“山大王”，正如有评论者所言：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即行政管理部门将所管行业视为他人不得染指的圈地，进而用蛮横的山大王作风，将自身制定的标准，强加给行业从业者，跑马圈地，把自己的管理能量先用到十足。

　　说什么“持证上岗”能对各种出于商业目的而举办的选秀活动起到降温作用———实际上，这种霸道的持证上岗对文化艺术产生的破坏力远比选秀活动大得多，“持证上岗”包含的权力商业化之害更是远大于选秀商业化之害。

中国：捡了经济，丢了环境

　　4月24日到26日，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环境部长会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欧亚环境部长会议。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全球气候变迁。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国是美国和中国。中国经济长期以来持续高速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也对气候变迁带来影响。

　　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在中国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西藏的冰川自50年代以来已经融化了21%。科学家预测，将会出现河流干枯以及更大范围地区的沙漠化。为了应对这一紧急局面，中国政府树立了在 2010年以前将能源消耗降低20%的目标。一些效率低下，技术落后的工厂将被关闭，代替它们的是一批现代高效节能型的工厂。但是，这一举措能否能实现降低能源消耗的目标还存在疑问。中国财政部胡静林表示，经济的繁荣发展促使中国每年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消耗能源，我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要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发展，从目前来看，我国的能源缺口还是比较大。”

　　为了防止出现这一状况，仅仅去年一年里中国的发电量就增加了120兆瓦。这个数字相当于德国一年的耗电量。70%以上的电力来自于火力发电。由于煤炭储量丰富，价格也相对较低。但是，绝大多数火力发电站都对环境有害。

　　这就是中国空气质量每况愈下的症结之一，30岁的办公室助理任红娟在欧洲待了一个月后表达了自己的感触。“一下飞机你就可以感觉到呼吸到烟的气味，特别特别厉害，然后头三天在北京，你感觉简直是没法呼吸，走到什么地方你都会有浓烟的感觉。”

　　在首都北京，一到上班高峰期，车辆摩肩接毂。北京市登记在册的有约280万机动车辆，每天新增1400辆。现在中国平均每50人拥有一辆私家车，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里汽车排放的尾气已经让人不堪忍受。有时候烟尘甚至厚重到遮天蔽日的程度。

　　为了能在奥运会期间给世界各国留下积极的印象，中国政府投资巨大。按照行政指令，在奥运会前后，北京方圆120公里内的全部工厂都必须暂时停产。此外将禁止100万辆汽车在市内通行。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至少在奥运会期间北京能有新鲜的空气和湛蓝的天空。到时，北京将在数周内处于特殊状况。

　　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环境污染真实的严重程度。全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地区有酸雨现象，70%的河流被污染。就在不久前，中国环保人士吴立宏还在不屈不挠地为解决太湖的污染问题而大声疾呼。从4月23日起，这位“太湖卫士”再次因为披露太湖污染的真实情况而被捕入狱。“我到河里洗脚，鱼虾来咬我的脚。后来鱼虾全部都死了。一会儿是红水，一会儿是黄水，一会儿是黑水。”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仍在迅猛增长。每天都有新的工厂投产使用。尽管有来自许多国家批评的声音，中国领导层仍未规定有害气体排放的限度。理由是，限制排放有害气体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一理由就可以说明，在中国，环境和气候保护还远远没有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

警警和察察监督网民冲浪

　　2000年，王小宁通过雅虎的网址在中国互联网论坛上发表了争取民主的文章。为了自身安全，他使用了化名。但是中国当局依据雅虎公司提供的信息，找到并逮捕了撰写文章的王小宁。2002年，王小宁以颠覆并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判处入狱11年。现在，他的妻子余陵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状告雅虎公司，要求赔偿并禁止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提供客户信息。南德意志报就此事件写道：

　　“对雅虎的指控可能成为测试风向的案例，因为其它互联网公司也屈从于北京的检查机制。无论微软、谷歌还是雅虎，它们都信服‘以商促变’的格言，说互联网将使中国从内部发生变化，互联网公司可以为此做出贡献。但专家们不同意这一说法，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曼说，政治家和企业公司都想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他们散布这一说法是麻痹西方公众。中国经济开放以来，政治上没有任何变化，而西方为了讨好中国，往往忘记了自己的价值观。

　　‘没有多党制、自由选举和三权分立，任何改革都是欺骗’这是王小宁在互联网论坛上写下的字句。这位57岁的工程师早在青年时代就挑战权贵，他向国外发送电子邮件，抨击中国改革中的弊病。他的妻子特地前往美国，亲自提交对雅虎公司的诉状。但她回到中国，不知道将遭遇到什么命运。”

　　在控制互联网的问题上，中国深圳公安局有所发明创造。他们设计了两个名为“警警”和“察察”的卡通人形象，一旦网民冲浪时超出官方规定的界限，“警警”和“察察”就会出现在屏幕上，以此提醒网民，他们正处于警察的监督之下。法兰克福汇报写道：

　　“深圳警察局的做法显然有效，因为官方的新华社说，公安部决定六月底在全国推广这两个卡通人的形象，与‘有害的信息’和‘非法活动’做斗争。

　　威胁和愚弄两手齐下，家长式的‘人民民主专政’ 以儿童逗乐的面孔出现。也就是说，网民既要感受处于监督之下，又要像孩子一样觉得可乐。此外，“警警”和“察察”的出现也可视为中国把文化工业纳入控制机制的信号。对于政府来说，流行文化与宣传早已不是对立面了。从封闭危险的网页到逮捕网络作者，都是网警采取的措施。不久前，作家张建红因仅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政论文章就被判处六年监禁。”

江苏环保人士吴立红被捕

　　中国江苏宜兴环保人士吴立红被警方从家中强行带走近10天后，至今音讯全无。

　　吴立红自1991年以来，不停给中共领导人及省市环保部门写信，反映家乡环境污染情况。

　　香港《明报》引述吴立红的妻子的话说，4月13日多名便衣在家附近监控，入夜由周铁镇派出所带领几十人撬开住家的门，入屋将吴立红及电脑、相机及一批资料带走，至今一直没有说明原因。

　　去年中国人大、政协会议举行前夕，吴立红曾去函主管政法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罗干，举报宜兴一间于2005年投产的化工公司严重违法试产，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的爆炸事故，但至今还无人过问。

　　他去年也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反映宜兴市官林镇十几个养鱼户，因环境污染导致鱼儿死亡。

　　吴立红近年曾获美国加州"太平洋环境组织"资助，进行环保调查，也曾获选为中国10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2005年获提名竞逐中央电视台"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但后来被取消提名。

“和谐社会”：多少官场陋习假你而为！

　　当前，“和谐社会”成为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焦点和热点名词。随着党和国家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具体化，“和谐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点击率极高的名词，无论街头巷尾的市井百姓，还是居于国家机关的各级官吏，无不在谈论着有关和谐社会的话题。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发现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却把“和谐社会”当成了一件法宝，动不动就祭出来唬人：百姓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政府讲道理甚至上访，被某些领导定性为“制造不和谐因素”；百姓质疑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被某些人定性为刁民刁难政府；百姓私下议论某些领导的官德，被认为是制造不和谐声音诬陷国家干部；百姓下岗失业为了生计摆个地摊会被城管部门指为“扰乱市场秩序，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套用老百姓的话，有些政府部门把“和谐社会”当成了一个万能的筐，什么顺手就往里装。

　　这种拿“和谐”说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甚至是令人厌恶的。

　　因为，和谐社会是一个伟大而神圣的目标，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东西正是百年来我们民族说苦苦追寻的东西。这一目标的提出，使老百姓有振奋之感，觉得我们党我们政府是真正为百姓谋福利。如果动不动就拿和谐社会做挡箭牌，甚至以和谐社会为由来压制百姓的一些不满情绪，那么会使老百姓对这一目标产生怀疑，进而对我们党和政府产生怀疑。

　　这种假“和谐社会”之名而为反和谐社会之实，是很不严肃的表现，它玷污了和谐社会的神圣称谓。

　　我们所建立的和谐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和谐社会？

　　我们是要建一个死气沉沉貌似和谐实则毫无活力毫无生气的社会，还是要建一个畅所欲言生机勃勃的社会？

　　是建一个政府无法无天百姓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社会，还是建一个政府依法行政百姓合法权利得以维护的社会？

　　是建一个表面高楼大厦背后民生艰辛无法维生的社会，还是建一个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的社会？……

　　和谐社会不应该被一些政府部门拿来当作对付老百姓的工具，压制下的死气沉沉决不是和谐。

　　要坚决反对那些假借和谐社会之名而为反和谐社会之实的政府行为!

中国教育有了大进步但跟高质量还有距离

　　中国国民重视教育，中国共产党要使中国成为教育大国。明镜周刊认为，教育事业不仅需要数量，更需要质量，而中国的高等教育离高质量还有一段距离。经济周刊认为中国东部的教育有了巨大的进步。德国之声编译如下。

　　明镜周刊说：“大学生考试后离开封闭的大学校园，不能像七十年代末那样肯定可以分配到一个工作单位。2006年四百万大学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在毕业八个月后仍然没有找到专业工作。就业之所以困难，也因为大学远离实际。虽然西门子公司等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大学每年培养的六十多万工程技术人材很感兴趣，但麦肯锡公司的调查表明，只有十六万人符合国际企业和中国著名企业的要求。

　　“专家们批评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缺乏创新和批判性思维，与实际工作脱钩。与皇帝时期的科举一样，今天的大学生仍然主要是接收并背诵理论知识，民间俗称为‘填鸭 ’。入学考试几乎完全不考虑社会知识、实践经验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安徽省科技大学校长朱清石说，中国不改变考试制度，就无法培养出创新型人材。”

　　经济周刊的一篇文章以西门子公司为例说，该公司与中国23个城市的61所高校合作，每年招聘一千至1200名工程师和营销人员。西门子公司董事会成员迈尔认为， “最近几年，中国新一代大学生的质量有了明显改善，特别东部地区的大学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周刊接着写道：

　　“这是中国最近几年大力推动教育改革的结果，教育改革明显提高了年轻人的教育水平。1998年以来，大学生人数增长近五倍，2300多万青年学子在全国1500所大学和专科学院注册学习。沿海省份大城市的高校现在可以与西方大学相媲美。......

　　“中国不仅在扩大教育潜力，在教学方法上，中国的课堂也将发生一些变化。中国学校传统培养的毕业生尤其会背书和考试，但往往缺乏创造力、自主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也认为，他们在社会组织能力方面有缺陷，西门子公司的迈尔说，‘一些毕业生缺乏团队工作的能力’。

　　“所以，为了给新一代提供‘素质教育’，在经过多年试验之后，北京不久前为学校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对应‘过去的考试教育’。今后，教师要在小组活动上花费更多时间，学习应该变成一件有乐趣的事情。”

“群体事件”为何成为中国的热门词汇

　　中国社会近年来群体事件的数量有所增加。就业问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房屋拆迁等产生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从而演变为群体性事件，而地方政府最后出动警察才能平息，这样的现象可谓层出不穷。而中国中央政府在大量强调社会和谐的背景之下，也针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提出了不少说法。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报导如下。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开始出现明显区分，而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日趋明显。在各个利益团体中间，政府官员为主的官僚团体和资本家为主的资本群体的利益得到较好的保障，并且这两个群体在媒体舆论空间里也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相比之下，以农民，下岗工人，残疾人等为主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则经常受到损害。而“弱势群体”在利益受到侵害后，由于往往无法得到法庭的公正裁决，而且在媒体方面也很难得到呼应，最后就可能采取过激的，甚至暴力行为来进行抗争。

　　大规模的群众抗争，也就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热门词汇，回顾近些年来媒体的公开报道，就会发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2005年中国社科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有最新数据甚至表示，2006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八万起。

　　在几个比较知名的案例中，比如广东太石村村民要求罢免村委会事件，还有安徽池州发生的上万人打砸烧事件等，地方政府最后都只能通过警察乃至武警的介入，才能控制事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社会问题专家胡星斗指出，群体性事件猛增，并且屡屡失控的现实，迫使北京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应对方法，“我认为是这样的，政府从过去的每一年发生八万多起群体事件中吸取了一点教训。政府和群众没有本质的利害冲突，应该通过妥协谈判来和解。”

　　胡星斗教授以“信访问题”作为一个最为鲜明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专家统计，60-70%民众的信访内容已经不是最先投诉的事情，而是在整个信访过程中，各级官员粗暴的做法。这使得原来的小事越来越激化，最后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而要做到民众情绪得以表达，社会心态能够平稳，改革吏治，加强对官员执政的监督成为当务之急。

　　胡星斗教授表示，“过去对官员太宽容了，官员无论是官德出现问题，还是出现渎职的问题，一般都不处理，或者是不痛不痒的处分。这样导致整个社会官德败坏，风气受到毒化。因此应该严格吏治，约束好关员，同时给老百姓更多的话语空间，通过制度建设保证老百姓有更多的言论权利，并通过媒体，监督官员。”

　　目前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群体性事件都有所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最近在陕西考察时就再次强调，要改善民生，关注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的问题，保障社会稳定。但是，政府安抚群体性事件的同时，对于个体性事件是否也会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呢？胡星斗教授认为，不管是要解决群体性事件，还是要解决个体问题，制度改革都是最终的出路，只有通过制度改革，保障民众利益，才能真正维持社会稳定。

长城多段出现倒塌-Which is more Important？

　　世界知名的中国象征性古迹长城多段出现塌方，常年失修、资金不足和过度的旅游开发是长城倒塌的主要原因。

　　长城是中国著名的标志性建筑，蜿蜒于中国东北、华北山区直至西北沙漠。长城全长6700公里（13000多华里），因此也称"万里长城"。

　　20年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长城每年都会接待数以百万计的中外游客。

　　但已经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风雨的长城如今已经不堪重负。

　　1976年的河北唐山大地震就曾导致大段长城坍塌。

　　1984年，中国媒体倡导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并由当时中国实质上的领导人邓小平题词。

　　中国最早开放观光的北京八达岭段长城就曾使用当时的捐款进行修葺。

　　但只要稍微离开全长不到四公里的八达岭长城，就可以看到两端长城的失修残破。

　　除八达岭外、慕田峪河司马台等段外，其他各段长城多数状况堪忧。长城本身的长度和蜿蜒山区的特点也使保护工作变得困难。

　　去年曾有建筑公司劈开长城修筑公路，结果被罚款数万元。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农民经常拆长城的城砖回去盖房子。

　　所有这些现象都使人担心长城的未来。中国政府虽然公布了新的长城保护规定，但各级政府却并不想限制财源滚滚的旅游生意。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长城也和中国任何事情一样，历史和金钱相比，后者总是更为重要。

失败并不可怕对失败者的冷嘲热讽才可怕-About Loser

失败并不可怕，对失败者的冷嘲热讽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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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腔北调：在失败中学习

from 对牛乱弹琴 | Playin' with IT by keso

飞扬新锐坦然承认：贝壳网一年多的创业，以失败告终。

选择创业，就是选择风险，因此我敬佩所有选择创业的人，不管他们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不稳妥，有风险，随时可能要承受失败打击的道路。创业既是一种激情，也是一种勇气。

硅谷成为创业者的天堂，除了周边的配套环境和投资环境的便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里鼓励尝试，尊重失败。当然，这里所说的失败，是在创造中失败，而不是在跟风中失败，或在模仿中失败。后一种失败，甚至连怎么败的可能都不明白，更别提把失败变成人生财富。

侯宝林说过一个谜语：出门时碰上了没看见，回来时看见了没碰上，打一物。谜底：木头橛子。有过失败经历的创业者，至少不会再被同一个木头橛子绊倒。成功者在聚光灯之下往往喜欢夸夸其谈，靠谱不靠谱的都成了他的经验，成了证明其先见之明的材料。但失败者才真切地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绊倒了他。所以有的VC甚至专门选择那些有过失败创业经历的人进行投资，他们投的是这些人的勇气，以及少了一次犯错的机会。

失败并不可怕，对失败者的冷嘲热讽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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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疯草一样不顾一切地长，这样真的可以么？keso称赞这样成功的失败，我也称赞这样成功的失败，也许还有不知道在哪里的一个朋友也这样认为，但是苦就苦在当人足够多的时候，大家就不这么认为了。原因在于有了对比，一旦有了横向的对比，很多事情都不能够维持原先的样子了，毕竟社会是人构成的，疯草的不顾一切大多还是会被社会之火燎了原。